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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近百年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

作者: admin 来源: 未知 时间: 2021-09-14 阅读:

  马克思主义在“五四”前后传入中国,对近百年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它适应近百年来中华文化发展变化的大势,引导人们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进行思考,将古代文学研究的视角,由传统的重视教化之功与陶冶性情,转向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文学本体的认识,并建构了一个以“批判继承”为主导的阐释体系。在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今天,这对如何更为全面深入地认识丰富多彩的古代文学传统,弘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文化创新,仍然起着重要作用。

  早在“五四”以前,马克思主义就已在中国传播。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与北京大学历史系合编的《中国史学论文索引》,早在1912 年,在《东方杂志》第8 卷第12期至第9卷第3期中,就连载过日本人幸德秋水著、高劳译的《社会主义神髓》一文,这可能是我国最早介绍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1919年在《新青年》杂志第6 卷第4、5期上,有英国人Angel S. Rapport 著、起明译的《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在《新青年》杂志第6卷第5期上还有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刘秉麟的《马克思传略》、渊泉的《马克思奋斗的生活》、顾兆熊的《马克思学说》、凌霜的《马克思学说批评》五篇文章。在同年的《国民》杂志第2 卷第1 期上,有李泽彰译的《马克斯和昂格斯宣言》; 在《每周评论》第15期上,有《近代社会主义与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区别》一文,在第16期上,有舍( 疑为笔名) 摘译的《宣言》; 在同年的《少年中国》杂志第1卷第6期上,有宗白华的《科学的唯物宇宙观》。可以说,至迟到1919 年,关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就已经被介绍到我国。这对近百年来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按照时代的发展,本文将其分为三个时期略作描述。

  众所周知,在19世纪以前,中国的古代文学基本上是被当作经学附庸来研究的,或注重文学的教化之功,或以它来经世致用,或把它当成陶冶性情的文字,相应的文学研究内容,也主要集中在文章评点、诗话词话或者是其源出于某某的考证。到了19世纪末叶,维新派倡导文学革命,开始把文学当成新民的工具。20 世纪初的大学问家王国维,在《红楼梦》和宋元戏曲研究中引进了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和悲剧说,但他仍是以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为旨趣的。如王国维盛推“元剧之文章”,就以“自然”“本色”“意境”来概括其成就,他在《宋元戏曲考》中说: “元曲之佳处何在? 一言以蔽之,曰: 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又说: “关汉卿一空倚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 《王国维文集》,第1 卷,第394 页) 又说:“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 有意境而已矣。”(《王国维文集》,第1卷,第389页) 可见,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到20世纪初还不能说已经完全突破了封建文化传统。

  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以陈独秀和胡适为首的文学革命派,开始以进化论为理论依据来反对封建旧文化,这无疑给古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新思想。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说: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又说: “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批判明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也说他们的作品“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他们当时都是站在进化论的角度来批判封建旧文化的,胡适为其中的代表。他的《白话文学史》把白话文学视为几千年中国文学的主流,他把《红楼梦》和《水浒传》都当作典型的白话小说进行研究。受其影响,当时还出现了多种著作,如凌独见的《新著国语文学史》( 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 、徐嘉瑞的《中古文学概论》( 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 、曹聚仁的《中国平民文学概论》( 梁溪图书馆1926 年版) 、周群玉的《白话文学史大纲》( 群学社1928年版) 等,都以进化论作为理论指导。可以说,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础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五四”前后的一段时期内是占主导地位的。

  从现有材料看,“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后不久,当时的古代文学研究者就已经受到了它的影响。一些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不但重视文学形式的进化,更开始重视对文学内容的分析。因为他们看到,几千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并不是单纯的形式变革,不能简单地用白话和文言、平民和贵族这样的两分法来判断其好或坏、进步或反动。如鲁迅就说: “平民所唱的山歌野曲,现在也有人写下来,以为是平民之音了,因为是老百姓所唱。但他们间接受古书的影响很大,他们对于乡下的绅士有田三千亩,佩服得不了,每每拿绅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绅士们惯吟五言诗,七言诗; 因此他们所唱的山歌野曲,大半也是五言或七言。这是就格律而言,还有构思取意,也是很陈腐的,不能称是真正的平民文学。”正因为如此,在鲁迅看来,正确地研究古代文学的方法首先就应该重视文学的发展和时代、社会环境、阶级的关系。所以鲁迅又说: “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推崇文艺的人,虽喜欢说文艺足以煽起风波来,但在事实上,却是政治先行,文艺后变。倘以为文艺可以改变环境,那是‘唯心’之谈,事实的出现,并不如文学家所豫想。” ( 《鲁迅论中国古典文学》,第6 页)“文学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文学家虽自以为‘自由’,自以为超了阶级,而无意识底地,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那些创作,并非别阶级的文化罢了。” “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 ( 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 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 《鲁迅论中国古典文学》,第10页) 从鲁迅以上的几段话中,我们已经比较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和阶级论对当时文学研究者的影响。事实上,他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鲁迅早在说上面的话之前所写的《中国小说史略》就已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子了,如他在分析晚清小说时,就从文学和社会生活的关系方面,来论述那些谴责小说如何顺应清末的政治斗争形势而产生,以及当时已觉醒的知识分子如何借此来抨击政府和社会等等,从而充分肯定这些谴责小说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如说: “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在茅盾的《中国神话研究》中,这种影子更明显。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研究古典文学,更是当时学人的追求。如郑振铎1933 年在《中国文学研究者向哪里去》一文中,就明确号召文艺批评不仅要研究作品,还要研究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创作过程以及作家的生活与思想等社会因素; 他在《元代公案戏产生的原因及其特质》一文中,就把公案戏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来考察,从而揭示它们的成因及其社会意义; 在《论元代所写商人、士子、妓女间的三角恋爱剧》中,专门探讨了元代经济状况对杂剧创作的影响; 在《论武侠小说》一文中,也从社会政治变革的角度指出侠义小说之所以盛行于唐代藩镇跋扈、清代西洋武力侵入中国之时,主要是因为它以幻想出来的“一类‘超人’的侠客”为民除害,宽慰了普通老百姓那饱受苦难的心理。阿英的《小说闲谈》和《晚清小说史》也在这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如他的《晚清小说史》,首先根据作品的题材内容把晚清小说分为十二类: 晚清社会概观、庚子事变的反映、工禁约运动、工商业战争与反买办阶级、立宪运动两面观、种族革命运动、妇女解放问题、反迷信运动、官僚生活的暴露、讲史与公案、晚清小说之末流、翻译小说等,接着就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来分析这些作品的内容特征。到了20世纪40年代,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研究古代文学已经蔚然成风,当时的一些古代文学大家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如闻一多在《屈原问题》一文中,就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屈原的身份问题做了深刻的分析,严厉批判了孙次舟关于屈原是“文学弄臣”的说法。他在此文最后一段中是这样说的: “我们当怎样估计过去的每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呢? 高尔基指示我们说,应该从两方面来着眼,一方面是作为‘他自己的时代之子’,一方面就是作为‘一个为争取人类解放而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的参加者’。我们要注意,在思想上,存在着两个屈原,一个是‘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的集体精神的屈原,一个是‘露才扬己,怨怼沉江’的个人精神的屈原。在前一方面,屈原是‘他自己的时代之子’,在后一方面,他是‘一个为争取人类解放……的斗争的参加者’。他的时代不允许他除了个人搏斗的形式外任何斗争的形式,而在这种斗争形式的最后阶段中,除了怀沙自沉,他也不可能有更凶猛的武器,然而他确乎斗争过了,他是‘一个为争取人类解放而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的参加者’。如果我也是个‘屈原崇拜者’,我是特别从这一方面上着眼来崇拜他的。”

  当然,闻一多写此文也是有感而发,在抗日战争激战正酣的时候,他是带着满腔的爱国热情来歌颂屈原的。但无论如何,从闻一多的文章中,我们还是明显地看到他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受苏联文化的影响,他并不是用中国传统的忠君爱国思想来歌颂屈原,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阶级分析法来分析屈原,因而才把屈原的伟大提高到一个新的时代认识水平之上。同样,郭沫若在20世纪30—40年代写《屈原研究》《屈原考》《屈原的艺术和思想》等文章时,也是带着这样的思想感情的,在具体评价屈原时,也不是用传统的忠君爱国理论,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社会学方法,结合屈原时代的历史背景,对屈原的爱国精神、屈原和人民的关系、屈原作品的意义等进行了深刻的论述。1944年,他的重要论文《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发表后,在当时的学术研究界更是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具体到文学史的研究,则以刘大杰为代表。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成书于1939年,出版于1941年,从这部书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他的影响。和此前一些学者的中国文学史著作相比,这部书最突出的特点是比较详细地描述了一条中国文学发展的史的线索,而这种描述基本上是立足于对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分析之上的。

  为什么中国的古代文学研究,自“五四”前后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很快就变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了呢? 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中国社会在现代的变革中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从接受进化论到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罗根泽1934年在为郑宾于的《中国文学流变史》所写的序言中曾描述过这样的过程,他说: “中国之有文学史的编著,还是最近二十年来的事,过去是没有的。在这短短的二十年间,治文学史者之态度与观点,一向是随着社会的急变而急变。自从鸦片战争以后,我们这个‘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古国,虽已屡受打击,而旧势力的挣扎蠢动,直至‘五四’才逐渐衰灭。‘五四’以后,因为欧战关系,中国的国民经济,在一时期偶得转机,于是醉心于欧化的人,便想在这垂危的‘礼教之邦’,另建一种可以图存的资本主义。奈何外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内患大小军阀的混战,资本主义的目的未达,而农村先已破产。近数年来,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都感恐慌,而苏俄的革命建设,却有相当成绩,于是一大部分的青年,又憧憬于社会主义。故就大体而言,‘五四’以前的社会意识是传统的封建意识,‘五四’以后的是那由希望而至于失望的资本主义意识,最后发生的是社会主义意识。传统的封建意识,当然尊崇万世不灭的礼教道德。把它打倒的资本主义意识,则在有希望时是提倡其所谓自由平等,以及人权保障之说,无希望时就不免要从浪漫而流于颓废。至于社会主义意识,则把所有的心思,完全放在阶级斗争上面。由是而影响于文学史者,‘五四’以前泰半是用观念论的退化史观与载道的文学观来从事著述,例如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和曾毅的《中国文学史》; ‘五四’以后则泰半是用观念论的进化史观与缘情的文学观来从事著述,例如陆侃如和冯沅君合编的《中国诗史》,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以及本书。最近大出风头的是辩证的唯物史观与普罗文学观,本此以写成的有贺凯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和谭洪的《中国文学史纲》。”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从“五四”时期被引进到30—40年代已成为文学研究的主流思想和方法,的确与那个时代的变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它的阶级分析理论,开通了一条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文学本质的途径。它把文学首先当作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来认识,认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然后在这个前提下再来考虑文学的语言艺术特征。这样,它就把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从狭隘的形式进化引向广阔的社会历史空间,使他们的文学分析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展开,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深度和广度。当然,如果从一般情况来讲,因为文学本身就和社会有着广泛的联系,所以不管你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文学的研究中总会不同程度地接触到文学得以产生的广阔的社会背景。特别是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里,“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这一说法早就已经是我们祖先对文学本质的一种认识,所以《毛诗序》论《诗经》早就有“风雅正变”之说; 刘勰论文学也有“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之论,后世评论家,亦多言及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社会分析理论与中国传统的时序通变理论有着天然的可以相契合的一面,也比较符合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实际。所以,当中华民族处于时代大变革而需要重新认识文学传统的时候,和“五四”前期盛行的进化论相比,马克思主义就有了明显的理论优势,它使古代文学的研究有了一个新的评判角度和价值尺度。如同样是关于《水浒传》的研究,胡适1920年所写的《〈水浒传〉考证》,对《水浒传》的成书来源、版本、作者用心等方面的考证可谓精矣,但那不过是为了推衍他的“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而萨孟武于1934 年由正中书局出版的《〈水浒传〉与中国社会》,则完全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它了。所以,当时以明在一篇评论中这样写道: “当我们正在研究中国社会史的时候,当我们正叫着‘批判地接受过去文学遗产’的时候,萨孟武先生的《〈水浒传〉与中国社会》之出现,当然是有很大其意义的。因为《水浒》这部小说,不仅在文学上有伟大的价值,而且是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可靠材料之一。”在这样一种新理论指导之下,文学史的撰写也有了新面貌。如谭丕模1933年由北新书局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纲》一书,就主要从社会政治历史变化的角度来论述文学的发展。全书共分十六章,第一章序论,下面依次按社会制度的变迁来设计各章的内容。而后出转精之作,则是刘大杰在1941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该书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文学的发展,更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把文学放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来认识,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而自20世纪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到30—40年代更把这种传统发扬光大了。

  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方法应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有了更大的发展,批判地继承也成为当时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其实,批判继承的理论,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被提出,如1935 年王新命等十教授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一文,文中将“不守旧,不盲从”“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作为建设中国文化的态度,又说“不守旧,是淘汰旧文化,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努力开拓出新的道路”。对此做出更好解释的是,他在1938年就说: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说: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选集》,第2 卷,第667—668页) 批判继承的理论,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古代文学研究者的指导思想。他们摒弃了此前一些学者简单化与浮浅化的倾向,从更多的方面来分析文学和社会的关系,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一时期也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批评理论为主导的古代文学研究体系最终建立的时期。新一代的学者自不必说,即便是一批老学者,也自觉地抛弃了旧的思想方法,进而学习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他们为这一时期古代文学研究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并最终构建起了一个阐释中国古代文学的模式: 即先由时代背景的研究出发,然后去考察作家的生平思想,再去分析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这个模式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后受到了人们的严厉批评,但应该看到,用它来阐释一部分作家作品是有效的,所以即使在今天的文学史叙述中,我们也还可以明显地看到它的影响所在。他们也试图从这一角度去解释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系列现象,特别是关于某些文体的产生与兴起、时代与文学的关系等内容,都从社会政治历史变化的角度给予了深刻的说明。他们完善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为基础的文学史理论体系,如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和原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便是其中的代表。这两部著作,自20世纪60年代初问世以来就一直被高校当作教材,几十年来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此,我们可以略举一例,以说明他们在文学史的撰写中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如关于《史记》这部伟大的历史文学名著,早在其问世后不久就受到高度评价,“自刘向、杨雄皆称良史之才”。大致从魏晋以来,便逐渐出现了对《史记》文辞的品评,如魏时曹植的《史赞》、齐梁时代刘勰的《文心雕龙》,都对《史记》的章法、文藻做过评述。到唐宋时期,人们更重视《史记》的文学价值,韩愈、欧阳修、曾巩、苏氏父子等都把它当成古文楷模。明清以来研究者更多,他们的研究大都遵循这样的理路: 立足于封建正统观念品评其内容,从章法气脉的角度分析其艺术技巧,最常用的批评方式是评点。“五四”以后的学者们则改变了这种传统的批评套路,如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李长之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版) 也是一部力作。自从学者们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之后,《史记》研究便出现了一个新局面,如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在评价《史记》的文学成就时,就认为:“《史记》的文学价值,首先在于它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深厚的人民性。《史记》在叙述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基础上,无情地揭露了社会的矛盾,统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种种矛盾。对于专制帝王和贪官酷吏鱼肉人民、剥削人民的残暴行为,画出他们的丑恶面貌,给以有力的讽刺和抨击。……充分表现出反对暴君、、豪强、酷吏的思想,洋溢着热爱人民,关怀人民疾苦的感情。革命的英雄人物,提到极高的地位。凡是爱国爱民的、品质高尚的、急公好义的、尚义任侠的、在文化、教育方面有成就对于社会事业有贡献的各种人物,都在历史上得到很高的地位,而予以不同程度的评价。”

  的确,关于《史记》中的人物描写,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称誉。但是,千百年来的评论家,有谁站在阶级斗争和反封建专制的角度对它做出过这样的分析呢? 如果说,刘大杰的分析在这方面还做得不够的话,那么,游国恩等人所编的《中国文学史》的分析就更深刻了。在这部书中,编者先从总体上做一概括: “《史记》……在‘本纪’、‘世家’和‘列传’中所写的一系列历史人物,不仅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高度概括力和卓越的见识,而且通过那些人物的活动,生动地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表现了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精神,表现了作者同情广大的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为那些被污辱、被损害的人鸣不平的战斗热情。”接着又从四个方面给以具体分析: 第一,“《史记》是一部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和战斗性的传记文学名著,这首先表现在对封建统治阶级——特别是汉王朝统治集团和最高统治者丑恶面貌的揭露和讽刺”( 《中国文学史》,第1册,第132页) ; 第二,“司马迁不仅大胆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集团的罪恶,而且也热情地描写了广大被压迫人民的起义和反抗”( 《中国文学史》,第1册,第133页) ; 第三,“《史记》的人民性、战斗性,还表现在记载那些为正史官书所不肯收的下层人物,并能从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观点出发,分别给他们以一定的评价”( 《中国文学史》,第1册,第134页) ; 第四,“《史记》中还写了一系列的爱国英雄”( 《中国文学史》,第1 册,第135页) 。最后又总结说: “总之,作为传记文学的《史记》的思想内容是丰富深刻的: 它一方面揭露了统治者及其爪牙的无比丑恶,画出他们的真实的脸谱; 另一方面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歌颂人民及其领袖的起义反抗,以及可歌可泣的爱国英雄和救人困急的侠义之士,表现了我们伟大民族的革命传统和优良品质,这对今天都还有积极意义。”( 《中国文学史》,第1册,第136页)

  不仅如此,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还能在分析《史记》思想内容的基础上总结《史记》人物塑造成功的原因,并对其进行艺术分析。他们指出: “《史记》的思想意义是和作者精心的构思、高度的写作技巧密不可分的。”( 《中国文学史》,第1册,第136页) 作为一部历史著作,《史记》的写作,首先是在“坚持历史真实的原则下写人物的”,但在这当中,作者也不是事无巨细全都照录,而是“通过对历史材料的选择、剪裁和集中,不仅使许多人物传记正确地反映了他们在历史上的活动和作用,而且突出了他们的思想和性格,表达了作者的爱憎”( 《中国文学史》,第1 册,第136—137页) ; 其次,“作者在写人物传记时,尽力避免一般地梗概地叙述,而是抓住主要事件,具体细致地描写人物的活动,使人物性格突出”( 《中国文学史》,第1册,第137页) ; 再次,“司马迁还通过许多紧张斗争的场面,把人物推到矛盾冲突的尖端,让人物在紧张的斗争中,表现他们各自的优点和弱点,表现他们的性格特征”( 《中国文学史》,第1册,第138页) ; 最后,作者还“善于用符合人物身份的口语来表现人物的神情态度和性格特点。……在叙事和记言中还常常引用民谣、谚语和俗语。由于它们产生、流传于民间,概括了广大的社会生活,是一种精粹的富于战斗性和表现力的语言,因此,使《史记》的语言更加丰富生动,并且有力地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批判”( 《中国文学史》,第1册,第139—140页) 。应该说,这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运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典型范例。

  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到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我们从其中有关《史记》的分析可以看出,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社会学为基础的方法论,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分析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它使人们对古代文学研究的重点,由文学的本位转向了政治思想,把对文学的分析置于它产生的时代,把对思想内容的揭示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充分展示了古代文学作品的社会思想价值,从而指导当时的人们如何对古代文学进行批判继承。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特别是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期,庸俗社会学开始盛行,把批判继承的辩证思想变成了以批判为主,在指导文学研究中出现了许多重大失误,甚至出现了将陶渊明、王维、孟浩然、苏轼这样的作家以及大量宋词和山水诗一概否定的极端做法,提出了“越是精华越要批判”的口号。这种情况在“”中达到极致,以至于将一部中国文学史都变成了“儒法斗争史”。在“”结束后,人们对古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开始了全面反思。

  这里所说的新时期,指的是“”结束后,自改革开放迄今四十多年的时间。这一阶段的古代文学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其中仍然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这一阶段的古代文学研究是从对“”的全面反思开始的。1978年5月, 《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全国引起了极大反响,就实践和真理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讨论。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更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对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起了极大指导作用。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专门举行座谈会,讨论古代文学研究工作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并发文反思。如1979 年胡念贻在《文艺百家》第1 期发表了《研究古典文学与批判继承遗产——三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之回顾》,1980年邓绍基在复刊后的《文学遗产》第1期发表了《建国以来关于继承文学遗产的一些问题》,两文比较系统地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出现的一些重要事件进行了回顾,并且指出了从20 世纪50 年代开始就已经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出现的一系列错误,进而探讨如何将研究的视野从狭隘的庸俗社会学中解放出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摆脱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自然也成为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起点,也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学史观建设的开始。对此,董乃斌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表述:“这要求研究者把诗歌作为一个整体,放在全部文学史,即由多种文体所组成的庞大体系以及由历代文学衍变所构成的长长链索中来进行考察。进一步,则是要放在各种艺术创作乃至一切社会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之中来进行考察。再进一步,还应将诗歌现象放在整个社会发展历史的背景上,今天买马资料从人类行为和思维发生发展这个角度来探索其特殊规律和演化过程。……总之,就是要求古典诗歌的研究者对人类社会,特别是人类精神活动的各个方面都有一个完整的、系统的概念,要求他们除精通文学和历史以外,还掌握哲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将我们的研究对象——古典诗歌——放在各个不同层次的体系中从各种不同角度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与此相关,也就对微观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要求我们深入到诗歌作品的内核,深入到作家的心灵和创作过程许多微细的心理活动之中,去探究作家从生活的积累到灵感的触发乃至字斟句酌的提炼修润等每一个环节。今天,再停留在一般社会学高度,写出一般的古代作家作品论,已经不够了。我们十分需要以新的观点和新的方法写成的中国诗歌通史、断代诗歌史乃至断代诗歌分体史这样的著作,也十分需要对古代诗人、作家‘心灵的历程’作细致入微探索的理论著作。为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理论水平。同时,适当地引进新理论、新方法,如系统论和比较研究的方法之类,显然是有益的。”董乃斌这段话,代表了当时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的共同心声,那就是要人们全面突破多年来的庸俗社会学模式,把文学放在更为广阔的人类社会历史背景中去研究; 不但要研究社会,而且要研究心理; 不但要精通文学和历史,而且要精通哲学、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知识,即把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社会学为基础的简单分析法改变为以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学为基础的系统分析法。所以董乃斌在文中强调“我们必须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理论水平”,这代表了当时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方向。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也将学者们的眼界打开,融入现代世界的文化思潮中,将各种新的理论引进到古代文学研究中来,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当作一个开放的体系,不是排斥而是吸收各家各派的学术优长,不断地发展丰富自己。这使人们得以从文化发生、社会心理、艺术哲学等角度去研究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探讨各时代的作家作品中存在的属于中国文学共性的东西,和与西方文学相比较具有特殊意义的东西,如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人文精神、天人合一的美学理想、安土重迁的民族心理,以及一些特殊表现形态,如中国文学中的各种文化母题、诗歌里的文化意象、小说中的情节结构、戏剧的表演方式等等。因此,极大地深化了古代文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版了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著作,像龚克昌的《汉赋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王钟陵的《中国中古诗歌史》( 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 年版) 、罗宗强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 、李炳海的《道家与道家文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葛晓音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 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董乃斌的《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版) 等等。此外,还有一大批在这个时段内培养的古代文学硕士、博士,他们撰写的学位论文,有许多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受到学界的瞩目,如南京大学程千帆培养的第一位博士,也是我国实行博士学位制度后培养的第一位古代文学博士莫砺锋,他所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江西诗派研究》,早在80 年代中期就受到人们的赞誉。这些博士学位论文从80 年代后期到90 年代陆续得到出版,其中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在1995 年出齐的一百种大陆地区博士论文,古代文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些论文,大都具有一定的学术开创意义。

  为了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这一时期的学者更加重视对基本文献的建设,以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丰富的中国古代文学资源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这也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并得到了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如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国家出版基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都在经费和科研立项方面给与大力支持。从先秦到近代有关中国文学的典籍,大都进入了这一时期学者文献整理的视野。一些大型的文献整理项目相继立项或出版,如从20世纪80年代就逐渐开始的“七全一海”编纂工程,以及《儒藏》《子藏》《子海》《诗经要籍集成》《楚辞文献丛刊》《全汉赋》《新编全唐五代文》《全清词》等陆续上马和出版; 又如《楚辞章句疏证》《曹植集校注》《阮籍集校注》《陶渊明集笺注》《杜甫全集校注》《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白居易集笺校》等各种诗文总集与别集的点校、注释之作的陆续出版,均显示出这一时期文献整理的成就。近年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重大项目,有相当大一批是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加强国际交流,开展对域外汉籍的整理与研究,更加丰富了中国的古代文化典籍。要认识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文学,首先要有全面而又可靠的文献资料作为基础。这些扎扎实实的文献建设,正是要讲好中国文学史故事的开始。

  作为这一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重点,文学史的编写自然也倍受重视,迎来了一个新高潮,四十多年来,出现的各种类型的文学史著作有数百种之多。其中有代表性的,如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安排,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负责组织多卷本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并设立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为邓绍基,副主任委员为刘世德、沈玉成,经过多年的努力,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从1991年开始出版“中国文学通史系列”。此外,由傅璇琮和蒋寅任主编的《中国文学通论》,于2004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诗歌史方面,代表性著作有由我国著名诗人、学者张松如( 公木) 教授主编的《中国诗歌史论丛书》九卷( 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赵敏俐、吴思敬主编的《中国诗歌通史》十一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在散文方面,代表性著作有郭预衡、郭英德主编的《中国散文通史》十二卷( 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漆绪邦主编的《中国散文通史》( 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在戏剧戏曲史方面,代表性著作有廖奔、刘彦君的《中国戏曲发展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在小说史方面,代表性著作有李剑国、陈洪主编的《中国小说通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在辞赋史方面,代表性著作有马积高的《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 。在骈文方面,代表性著作有谭家健的《中华古今骈文通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年版) 。在文学批评史方面,代表性著作有王运熙和顾易生主编的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在少数民族文学史方面,据邓敏文《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论》一书介绍,从1950 年到1993年,就出版了六十多种少数民族文学史著作,其中五十多种都是改革开放以后新出版的,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如马学良、梁庭望、张公瑾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 年版) ,香港六合新闻!郎樱、扎拉嘎主编的《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 。

  在文学史编写的背后体现的是文学史观的更新,这些优秀的文学史著作大都有新的文学史理论为指导。如王钟陵的《中国中古诗歌史》,在正题之前就标明“四百年民族心灵的展示”,体现了将外在的社会史向内在的心灵史的转化; 赵敏俐、吴相洲等合著的《中国古代歌诗研究: 从〈诗经〉到元曲的艺术生产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则将艺术生产理论用于歌诗史研究。又如,还有各地出版的各种地域文学史,并由此催生出了中国文学地理学。在这里值得关注的是大文学史观的实践,现代出版社从1990年开始出版《大文学史观丛书》,其中有张宏生的《感情的多元选择: 宋元之际作家的心灵活动》、葛兆光的《想象力的世界: 道教与唐代文学》、戴伟华的《唐代幕府与文学》、韩经太的《心灵现实的艺术透视: 中国文人心态与古典诗歌艺术》、陈书良的《六朝烟水》等,从心理学、宗教学等不同角度对中国文学现象进行了新的理论探索。1993年,赵明主编的《先秦大文学史》由吉林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将“五四”以来有人提出的“大文学观”落到了实处,将文学看成是与历史、哲学互相融合的书写形态。公木评论说: “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史学的文学化与哲学的诗意化,而且还被指明史与哲也相互渗透,彼此包容。”在此基础上,赵明与杨树增、曲德来又主编了《两汉大文学史》( 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此后又有刘怀荣、张新科、冷卫国主编的《魏晋南北朝大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 ,由此形成了一个大文学史系列。大文学史的观念近年来颇受重视,理解也各不相同,如杨义就多次谈到大文学史观的问题,他这样界定大文学观: “大文学观吸收了纯文学观的学科知识的严密性和科学性,同时又兼顾了我们杂文学观所主张的那种博学深知和融会贯通,把文学生命和文化情态沟通起来,分合相参,内外互证。”由张炯、邓绍基主编的十卷本《中华文学通史》( 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 ,将各民族的文学纳入其中,同样建构了一个多民族的大文学史观。由郎樱、扎拉嘎主编的《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就中国各民族文学的关系,做了深入细致的讨论,建构了一个以“中国各民族文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为核心的阐述体系,对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做了前所未有的宏观把握,体现了宏大的文化视野。再如赵敏俐、吴思敬主编的《中国诗歌通史》,打通古代诗歌与现代诗歌界域,将各少数民族诗歌纳入其中,强调要在诗歌史中探索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建构了一个以“通古今之变,观中西之别”为主导的大文学史观。郭预衡、郭英德主编的《中国散文通史》,同样将中国现代散文纳入散文发展序列,并对其古今承接关系做了深入的讨论。谭家健的《中华古今骈文通史》把现当代骈文看作中国骈文发展的“余波”,同时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东南亚各国古今骈文的发展变化,体现了一种更为宏阔的大中华文化的文学史观念。

  这一时期的文学史研究,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以罗宗强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 中华书局1999年版) 为代表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系列,包括罗宗强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 中华书局1996年版)、《明代文学思想史》( 中华书局2013年版) 、张毅的《宋代文学思想史》( 中华书局1995年版) 、左东岭的《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等著作,开创了中国文学思想史这一新的学科领域,这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学者在中国文学学科建设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就。恰如左东岭所说: “在当前提倡建立中国话语体系、中国理论方法的语境下,认真总结新中国建立以来这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是中国学者自己独立创建的理论方法与学科体系,它以还原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真实历史内涵为研究目的,以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相结合为基本学术方法,以文人心态研究作为连接文学思想与社会历史环境的中间纽带,以总结中国优秀文学思想的传统与增强民族自信为基本学术宗旨,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研究体系,为中国理论话语的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作为这一时期文学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是1990年出版的章培恒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和1999年出版的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这两部文学史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学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文学史观的新思考。如章培恒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资本论》《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等多部著作,用大篇幅证明“文学的演进不仅有赖于人性的发展,也有赖于艺术成就的不断提高”,并由此提出了新的以人性论为主导的文学史观: “一部文学史所应该显示的,乃是文学的简明而具体的历程: 它是在怎样地朝人性指引的方向前进,有过怎样的曲折,在各个发展阶段之间通过怎样的扬弃而衔接起来并使文学越来越走向丰富和深入,在艺术上怎样创新和更迭,怎样从其他民族的文艺乃至文化的其他领域吸取养料,在不同地区的文学之间有何异同并怎样互相影响,等等。”应该说,这是章培恒等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对文学本质所进行的新探索,并将其付诸文学史的写作实践,因此,此书一出版就引起了强烈反响。同样,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在文学史观上进行了新的探讨。这部书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的观念,但从两个方面重新做了理解与推进。第一,该书不再将文学史看成是一种意识形态、社会生活的反映,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文学史是人类文化成果之一的文学的历史”,因为如果仅是“反映现实的广度与深度未必超过史书的记载”,“将古代文学作品当成研究古代社会的资料,从而得出很有价值的成果,但这并不是文学史研究,文学史著作必须注意文学自身的特性”。第二,该书并不排斥此前以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为代表的理论框架,而是将这个框架做了新的修正,认为文学史研究有几个层面,“最外围是文学创作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第二个层面是文学创作的主体即作家,包括作家的生平、思想、心态等”,这二者都很重要,但都不是核心内容,“第三个层面是文学作品,这才是文学史的核心内容”,与此同时,还要注意到“与文学创作密切相关的是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鉴赏”。应该说,章培恒与袁行霈主编的两套《中国文学史》建立了两套不同的理论模式。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出,这两套理论模式都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依据不同的理解而做出新的解释,一个强调了作为创作主体的人性的价值,一个强调了作为文学本体的作品自身的价值。他们共同代表了这一时期学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积极探索精神。

  另外,袁世硕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则是新时期由教育部统一规划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在这部著作中,编者特别强调了“唯物史观是文学史研究的指南”,将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此基础上作者又特别强调“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文学史的任务就是“通过对历史上相继产生的文学作品的解析,展示文学的历史面貌及其成就、特色”,“文学史的研究方法是历史的和美学的统一”; 同时,作者也特别强调了“文学史撰述的多样性”,并认为“文学史的书写也会随着文学史研究的深入而有所变化、创新”。这显示了21世纪以来学人们在文学史理论方面正在进行新的探讨和实践。

  上面只是就笔者所见的一些文学史著所做的简略介绍,难免疏漏。但也由此可见,新时期以来四十多年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无论从著作的数量还是从成果的质量来讲,都超过了此前两个阶段。它说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新时期仍然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而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家,由于思想的解放而富有探索精神,热情洋溢而又充满活力。

  总结近百年来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一种有力的阐释理论。这一理论注重从历史唯物论出发,认为经济基础决定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从社会经济政治变革的角度来看文学的发展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对文学作品进行艺术解析,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实际和时序通变的理论有着内在的契合度。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的著作中,毕竟没有对中国文学进行专门的论述,所以,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中,又是近百年来中国学者的创造性转化和伟大实践。在中华民族处于历史巨变的百年之中,学者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核心问题,说到底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由此而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来指导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自然就会将重点放在对旧制度、旧文化的批判方面,揭示中国古代文学丰富的思想内容,在批判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不平等的阶级关系、丑陋的统治者本性,以及赞美勤劳的人民,同情他们的疾苦,歌颂他们真善美的本性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我国的文化建设进入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当我们重新认识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最终还是离不开古老的历史传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文化创新,既需要吸收优秀的世界文化,同时也要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的时候,广大古代文学研究者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自然就以满腔的热情对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文学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和整理,必然将重点放在全面认识其所积淀的最深沉的民族文化精神方面,探讨中国文学何以在几千年漫长的历史中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壮大的民族文化之源。不仅要探讨中国古代文学里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还要探讨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丰富的思想情感和复杂而深刻的人性,以及中国文学独特的表达方式和各种艺术表现形式; 不仅要批判其中所表现出的古代社会中的假恶丑,更要多方面地发掘其中的真善美。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大环境给古代文学研究者提供的强大动力,也是古代文学研究者为民族文化复兴而进行的自觉追求,显示了他们伟大的创造力量,这也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史研究所以取得辉煌成就的根本所在。同时,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尤其是近四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经验也告诉我们,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学研究的实际相结合,既需要进行扎扎实实的基础研究,更需要在吸收各种思想理论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探索与创新。这要求当下的古代文学研究者不仅要有更为开阔的胸怀,而且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古代文学传承数千年而不衰,它有着无比丰富的内容和进行多种阐述的广阔空间,可以为我们建设文化强国提供强劲的历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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